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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与目标依赖

作者:万宏等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

中国人喜欢闯红灯,而且这种行为似乎与受教育水平无关。不论有没有接受过教育,也不论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大多数人在红灯面前总是表现出同样的迫不及待。为什么一个在路边闲逛的人,会跟忙碌的上班族一样闯红灯呢?为什么那些深知破坏规则会带来效率损失的人,也经常闯红灯?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可以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很多时间,甚至可以什么事情都没有地在马路边游手好闲,却在红灯面前连短短的几十秒都显得那么不耐烦。很多人会把闯红灯行为解释为“低素质”,或者把它视为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闯红灯的背后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思维习惯诱发的目标依赖症。

闯红灯中的目标依赖症应该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对于一个既定目标的追求往往具有强烈的动力和欲望,那么人们对于红绿灯规则这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定目标,是具有强烈的愿望去征服它的。如果说人们总是喜欢不由自主地闯红灯的话,那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社会中相当多的人都喜欢依赖于一个既定的目标,并且愿意付出努力去实现或者超越它。如果这个过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心理,那么人们陷入对既定目标的依赖就是一种必然了。例如,我们的学生在教育面前的表现就是非常典型的目标依赖。教育部门为每一个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都提供了“考大学”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设计,但凡有一点进取心的学生,都会为“考大学”而努力学习。因此,在高考面前,学生、老师和家长可谓是煞费苦心,每一年也都会产生很多优秀的考生。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总让人觉得不尽如人意呢?那就是这种目标依赖在作崇。因为考上大学以后,目标完成了,没有人再为大学生设定既定目标,所有目标的设定与实现必须依赖于学生自己的感悟和探索。如果他们有悟性,则会因地制宜为自己制定正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但是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目标依赖症的学生来说,他们就面临着目标缺失的困惑与迷茫。为什么为自己设定正确的目标就那么难呢?这或许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我们从小学习写字就被要求不能超出田字格,被严格限定在条条框框里,这对思维习惯的形成影响深远。我们的课堂分析、课后测试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国是个尊师重教的国家,所以中国的学生都多多少少地对老师存在着目标依赖。比如,我们很少会去质疑教师的权威,不会去怀疑标准答案是否存在问题。在初等教育阶段很多学生都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目标依赖的模式。当大家突破了高考的既定目标以后,往往有很多的大学生就觉得为自己制定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以后的表现,跟接受初等教育时反差很大。中国的学生在教育中容易被目标依赖所牵引,多数时候由于疲于应付考试,仅仅掌握了一种解题的方法,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现自我创造力的解题思路。

目标依赖下的创新缺失

当存在目标依赖的时候,人们会如何选择呢?人们往往会依据制定目标的成本原则进行筛选和判断。在大学毕业后,有人选择考研,有人选择就业。那些无法为自己制定合适目标的学生,则往往会选择一个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的目标。例如,为了降低制定目标的成本,大学毕业生盲目选择考研。我们曾经问过考研的学生为什么要考研,他们的回答比较符合我们的推论:因为别人考,所以我也考。这就是在目标依赖下典型的决策选择。因为当一个群体存在目标依赖的倾向时,他们会彼此传递,甚至影响到下一代,他们越来越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提炼和自我总结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信息搜集成本最小的目标。他们会这样暗示自己:别人都这样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不可能大家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这样的选择的确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定目标的成本,但是选择这个目标同样也可能是一件收益率很低的事情。稳态的分布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稳定的状态往往也就意味着要素收益率被确定了,即在一个稳定的系统内很难实现跃迁。当大部人都患有这种目标依赖症的时候,那么最可能出现的就是群体选择的趋同化。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在创新上总是很匮乏?正如学界泰斗钱学森提出的著名的“钱学森教育难题”——中国为什么很难出现创新的大师?这也多多少少与目标依赖症有关联。当人们都依赖于既定目标而缺乏目标革新的动机时,创新精神的缺失就是很常见的现象了。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很多国外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非常欢迎中国的博士生前去深造,尤其是工科领域。他们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一致评价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不错,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这正反映了中国学生的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对于既定目标的实现具有动力和效率,而对于既定目标的设计与制定相对来说就差一些了。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到了对方的博士后流动站以后,往往都是接受对方布置的一个课题或项目,并且能够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当谈及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很多国外的大学教授并不认同。他们大都认为,中国学生在思想革新以及目标设计的过程中,表现相对差一些。这两种学习方式的反差,正体现了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的差异。如果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都存在着目标依赖的束缚而无法有效地培养创新思维的话,那么更不用说社会中很多不那么需要创新思维的群体能够有效地培养创新精神了。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到今天,提出问题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加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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