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历文明之痛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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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历文明之痛苦。是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

友谊是灵魂的结合，这个结合是可以离异的，这是两个敏感，正直的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 —— 伏尔泰

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孙中山先生是如何提出的

孙中山先生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近代“文明”理念的倡导者。先生一生奔走革命，没有时间专门研究文化问题。但是，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大碰撞”时代，种种政治、经济问题有待他从文化上作出回答。这样，先生的著作中便留下许多关于文化问题的精辟言论。这些言论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而发出的，形式上有些分散，但内容却比较完整，稍加归纳，可分为：一、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评价；二、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三、融会中西，走文化创新之路等等文化建设主张。这些思想、主张后面还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前提，即：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在20世纪的具体环境中怎样区分“文明”和“野蛮”？本文仅就先生这一方面的言论和主张，稍加申述，以期有助于加深了解先生思想，有助于推进当前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

“文明”与“野蛮”

在孙先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人在文化上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按照当时新兴的“文化人类学”的主张，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应算是“野蛮人”而不是“文明人”。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以说是一个怪问题。然而，在当时，却不失为一个严重的政治文化问题。因为，那时这种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它的具体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分为“野蛮”、“半开化”、“文明”三个阶段。哪些民族当时发展到什么地步，即处在什么阶段，都各有不同的标准或根据，可以一一查明。根据这种标准，没问题，欧洲人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最上端，即文明的最高阶段，反之，其它民族则一律处于“半开化”或“野蛮”等等次低或最低阶段。这在当时几乎已为全世界所公认的阶段划分和尺度标准，那时住在日本的梁启超先生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中向国人介绍过。他在《饮冰室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一文中这样写道：

“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野蛮之人，二曰半开化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区分“野蛮”、“半开化”和“文明”的“标准”是：

第一、“野蛮”：“居无常处，食无常品。逐便利而成群，利尽则辙散去。虽能佃鱼以充衣食，而不知器械之用。虽有文字，而不知学问。常畏天灾，冀天幸。坐待偶然之祸福，仰仗人为之恩威，而不能操其主权于己身，如是者谓之野蛮之人。”

第二、“半开化”：“农业大开，衣食颇具，建邦设都，自外形观之，虽已成为一国，然观其内，则不完备者甚多。文化虽盛而务实学者少；其于交际也，猜疑之心虽甚盛，及谈事物之理，则不能发疑以求真是。摸疑之细工虽巧，而创造之能力甚乏，知修旧而不知改旧。交际虽有规则，而其所谓规则者，皆由习惯而成，如是者谓之半开化之人。”

第三、“文明”：“范围天地间种种事物于规则之内，而以己身入其中以鼓铸之。其风气随时变异，而不惑溺于旧俗所习惯。能自治其身，而不仰仗他人之恩威；自修德行，自辟智慧，而不以古为限，不以今自画。不安小就，而谋未来之大成；有进而无退，有升而无降。学问之道，不虚谈，而以开创新法为尚。工商之业，日求扩充，使一切皆进幸福，如是者谓之文明之人。”

介绍完“标准”，他立刻反问：“我国民试一反观，吾中国于此三者之中，居何等乎？”梁启超先生的介绍，在国内思想界引起很大风波。

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呢？他对这种认识是从来不同意的。1913年2月，他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申明：“吾中华民国，为世界上最伟大之国，土地人民为诸国之冠。”有人“谓中国为野蛮”，“实属大谬”。1914年6月，他在为一位友人所写的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道：“我中国为世界独存之古国，开化最早，蛮风久泯，人好和平，不尚争斗。”他用“蛮风久泯”四个字来表明他从来不承认什么中国人“野蛮”的无知说法。此事过后的第十个年头，1924年1月，孙中山在和一位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又一次这样说：“几世纪以前，中国为现代世界上各文明国之冠”，如“不以近代文明发达的情形比”，那么，它“却较西方各国的文化高得多。” 1919年夏天，他在呕心沥血地撰写他的大著《建国方略》时，又一次这样谈道：“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有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之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番，或来朝亲善，莫不羡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

由以种种材料说明，孙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不仅如此，先生英明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列举确切事实论述中国人不“野蛮”，而且还列举事实，以慎重的态度和深邃的目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这些自称“文明”或“先进”的国家，在他们国内和国际上，处处表现不“文明”的“野蛮”行径：一、在国内主要表现为“民生社会贫富悬殊”；二、在国际上表现为“强权争霸”。先生对这两种所谓现代“文明”掩护下的“野蛮”行径作过十分深入的分析，现根据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王杰研究员所作的归纳，摘要转引如下：

对第一种，王杰研究员的归纳基本上是：孙先生指出：“社会问题是文明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因为生产的发展，财富的骤增，造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肌体溃疡，因此，“社会问题在欧美积重难返”。对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先生的态度一向是鲜明的。但是，他认为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却“绝不能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言之，文明进步会生出“善果”与“恶果”。“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我们却是可以抉择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作国民的国家，而且要作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

对第二种，王杰研究员的归纳基本上是：孙中山1894年在兴中会的章程中对西方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现象痛心疾首。十年以后，他对西方的“文明先生”以“施其殖民之政策”的实质揭露于国际社会，并严正指出：“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洲之日本与清国耳。”进而全球之视线，集中远东，“地大物博”、商机无限的中国，“成为那些争夺亚洲霸权的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场所”，“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为了达其野心，涨其胃口，他们悉心扶植“满洲政府为鹰犬”，“取我土地”。这样，他便揭示了西方文明中的“野蛮”与中国文明中的“奴性”相结合的奇特政治效应。可见，孙先生既充分认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又高度警惕它的“野蛮”性。

中西文化的“异同”问题

孙中山先生在驳斥中国文化“野蛮”论的同时，具体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异同。在这方面，他十分强调必须把人文文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区别开来。他指出：“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比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他又说：“欧洲人之所以驾乎我们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假如我们“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固不逮甚远”，但是，“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而能与彼颉颃者正不少，即胜彼者亦间有之”。因此，必须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然而先生却又不是故步自封的沙文主义者，完全承认：“欧洲一百年来的文化雄发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比中国进步得多”，因此才产生向西方学习的问题。

先生进一步指出，分析中西文化的优劣和异同，目的是比较鉴别，取长补短，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优点，改变中国文化发展迟缓不前的现状，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中山先生认为，在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时：

第一、必须注意文化的民族性，事事从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出发。他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照样去做，象仿效欧美的机器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反之，“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一味地盲从附和，“迎合世界潮流去做”，这“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以至“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第二、必须区别地对待西方文化，吸收其长处和对我们有利的一面。而避开摒弃其缺点和弊端。他指出：“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我们的学习，则是“取那善果，避那恶果”，要“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亦即学习的内容要服务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要学习欧洲的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不过，我们振兴工业，改良武器，来学欧洲，并不是学欧洲来消灭别的国家，压迫别的民族的，我们是学来自卫的。”

第三、反对极端排外和盲目崇外的错误倾向。先生这样说：“中国从前是守旧，在守旧的时候总是反对外国，极端信仰中国要比外国好；后来失败，便不守旧，要去维新，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只要听到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来实行”，这岂不是又把事做过头了吗？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先生对本民族固有文化十分珍惜，主张继承传统并发扬光大之。他在辛亥革命后谈到新政权的建立，强调指出其原则是：“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后在论及民国宪法指定时又说：“吾人采取外国良法，对于本国优点亦殊不可抛弃”。他极力反对盲目地排斥传统，明确指出：“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对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先生不仅在理论上阐明自己的主张和态度，而且身体力行，贯穿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他创立的“五权宪法”学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早在1906年，先生在谈到中国未来所要实行的政治制度时，曾这样说：“希望在中国实行的共和政治是：除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还有考选权和纠察权的五权宪法的共和政治”，又说：“考选制和纠察制本是我中国固有的两大优良制度。我们期望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创建破天荒的政体。”后来，有一些留学归国的政法学生对这种主张提出质疑，先生进一步指出：学习西方文化的前提是结合实际，以本民族的实际需要为准。制定新宪法是为着中国的实际需要，他这样解释道：“宪法者，为中国民族、历史、风俗、习惯所必须之法；三权为欧美所需要，五权为中国所需要”。我们当知自己“身为中国人。中国人不能为欧美人，欧美人不能为中国人，宪法亦如是也。”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先生主张对西方文化博取兼收，其目的在于民族文化的综合创新。对这一点，他曾多次作过解：“当此新旧潮流相冲之日，为调和计，当平心静气博取兼收，以使国家发达”，“不致追随人后，民国庶几驾于外国之上也”。 “作成一个中西合璧之中国”， “一个庄严华丽的国家”。重温先生当年这些高瞻远瞩的文化主张，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获得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有关人生观的名言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 ——萧楚女

人生的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 ——徐玮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吉鸿昌

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吴玉章

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郭小川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奥斯特洛夫斯基

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歌德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 ——易卜生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列夫·托尔斯泰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列夫·托尔斯泰

生活只有在平淡无味的人看来才是空虚而平淡无味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 ——爱因斯坦

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爱因斯坦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 ——秋瑾

生活真象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呵，就不会这样可口！ ——郭小川

充满着欢乐与斗争精神的人们，永远带着欢乐，欢迎雷霆与阳光。 ——赫胥黎

生活就是战斗。 ——柯罗连科

为了生活中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热爱人生吧。 ——罗丹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鲁迅

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 ——郭小川

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冯学峰

东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

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 ——雪莱

世间的活动，缺点虽多，但仍是美好的。 ——罗丹

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悲哀。 ——布莱克

希望是厄运的忠实的姐妹。 ——普希金

当你的希望一个个落空，你也要坚定，要沉着！ ——朗费罗

先相信你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 —屠格涅夫

不要慨叹生活底痛苦！——-慨叹是弱者….. ——高尔基

宿命论是那些缺乏意志力的弱者的借口。 ——罗曼·罗兰

我们唯一不会改正的缺点是软弱。 ——拉罗什福科

私心胜者，可以灭公。 ——林逋

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 ——刘鹗

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 ——吕坤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

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 ——谢觉哉

一切利己的生活，都是非理性的，动物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

人的理性粉碎了迷信，而人的感情也将摧毁利己主义 ——海涅

无私是稀有的道德，因为从它身上是无利可图的。 ——布莱希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丘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陶渊明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程颢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丘

志不强者智不达。 ——墨翟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涉

志当存高远。 ——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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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开启了怎样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对推动近代中国思潮发展和社会进步历史进程起到了开天辟地的作用。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接连用武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其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内残酷剥削人民，腐朽昏庸，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厚耻，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维持其地位。其三，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产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其四，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因而力量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反动统治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排除障碍，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民族复兴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就是说，只有进行革命，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出政治和社会危机，走向复兴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就在下决心投身革命实际行动的前夜，他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革命之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终结。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革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历代进步阶级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超出了近代中国此前为寻求救亡图存所作的一切努力，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第一个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后继者继续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巨大进步；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政治上，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迈出了中国政治由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新阶段。在经济上，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条令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民主、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从而推开了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入主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正因为如此，中共十五大称辛亥革命为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此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在此基础上，1905年8月孙中山又领导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接着他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形成了其完备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民主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革命程序论”、“政党政治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政治论”和“五权宪法论”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革命政纲出现，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飞跃。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晚年革命实践的砥砺，孙中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虚伪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三民主义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进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使它反映了历史的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革命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政治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的具体措施。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孙中山的民主政治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是无可置疑，它是中国历史上此前为止最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是留在近代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民主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民主政治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政治、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政治、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革命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政治抱负和救国救民的民主主义战斗精神。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10] (P104)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11] (P107)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13] (P110)结合自己制定的革命方略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革命方略对于推动革命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革命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14] (P117)民国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15] (P130)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16] (P130)。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民主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他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

故居在今天的中山市翠享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结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

二、提出和倡行“三民主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河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1](P329)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P798,804)。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3](P591)，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P592)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革命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 (P592)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6] (P592)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政治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7] (P592)的具体措施。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重新阐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共产党制订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对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8] (P338,341)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9] (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四、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